下面是我们整理的自2009年来的一些有关私人侦探社被指“违法”的负面新闻。这些新闻反映了私人侦探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私人侦探公司经营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比较具有代表性。希望广大私人侦探行业的同行能够引以为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希望大家能从私人侦探行业的合法性方面多多探讨，哪些案子可以接，哪些案子不能接，哪些案子谨慎接，哪些手段可以用，哪些手段不能用，哪些手段谨慎用？......大家一起探讨。
曾经红火一时的私家侦探业，被重庆邦德公司老板岳村团伙涉黑案重重泼下一盆冷水。这家被称为“全国首家私人侦探社”的公司，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被检察机关起诉，其幕后老板岳村利用这个公司，领导、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而实际上，不少私家侦探的运作方式与重庆邦德公司是如出一辙的。
在“邦德”之后，这个有着巨大市场需求的行业，该走向何方？
本报记者倪志刚 重庆报道
透过门缝，重庆邦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邦德公司”）的招牌就呈现在记者眼前。摆在大厅的盆栽植物已全部枯萎。
这里是重庆市南岸区香山大酒店9楼，一间被标着9013的房间。两扇防盗门被一根大铁链锁着，其中的一扇大门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大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
2009年12月22日，这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邦德公司已被封掉半年了。当天，公安特警用破拆工具撬开了这扇大门。
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国第一家私人侦探社”——邦德调查公司，此时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正在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的大法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
“邦德”前传
2002年8月，一条有关私人侦探社合法化的新闻在中国的媒体上搅动着读者对私家侦探的无限想象。
报道称，一家叫做重庆邦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重庆首家私家侦探公司，当月29日获得了由国家商标局颁发的该公司商标和标徽的“商标注册证”。
它被称为私家侦探在中国合法化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中国私人侦探业将从地下转为地上。而重庆邦德公司，则被称为“中国首家私人侦探社”。
记者从重庆工商部门获取的信息是，重庆邦德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注册资金50万，经营范围是“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政策不允许的除外）”。不过，2009年12月重庆第五中级法院的一场涉黑犯罪审判证明，这家公司根本没有商务咨询业务，有的只是以跟踪、手机定位、暴力等为手段的“私人侦探业务”。
在重庆邦德获得“全国首家”之后，他们乘势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侦探业的峰会，俨然以行业盟主自居。而此后，全国各地取名为“邦德”的信息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数年之后，有媒体发现，这不过是邦德公司搅动的一个泡沫，事实是：2002年8月28日，根据世界商标知识产权专业组织尼斯联盟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将“侦探业”列入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29日下午，重庆邦德公司就向重庆商标事务所提出了书面申请。而直到整整两年之后，重庆邦德公司才获得这一商标。结果申请的当天就被当地媒体称为“邦德成为全国首家注册‘侦探’、‘法律’类商标的调查公司”。
而国家商标局综合处负责人曾专门为此做出说明：重庆邦德确实申请到了“私人侦探”服务领域的商标注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公司可以进行私人侦探方面的业务。
中国私家侦探的尴尬
即便是岳村案审判期间，记者在重庆解放碑附近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私家侦探”张贴的“追债、调查”小广告。
记者以追债名义拨通了一张小广告上的电话，一名男子说，追债分两步，第一步是手机定位，找到债务人的大致方向，这项业务大概是3000元以内。找到以后追债，可以用风险代理的方式，提成20%左右，具体见面商谈。
在湖南一个私人侦探网的网页上，这家商务安全服务公司声称提供的业务包括高难度商业贿赂调查、秘密跟踪、债务清偿、私人保镖、打假维权、商业秘密调查……
如果打开网页搜索，全国各地注册的以“邦德”开头的私人侦探公司几乎每个省都有。
民间调查是对公权调查力量不足的一种弥补，它天然存在着市场需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私家侦探已经显露萌芽。那时开始在这一行业打拼的，多是有公安背景或者直接从公安走出来的。
1993年7月，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首家以私人侦探名义申请登记注册。负责人孟广刚，被称为“中国私家侦探第一人”，他在下海之前，是个派出所所长。
无独有偶，重庆邦德的幕后老板岳村，正是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的一名民警，其间做过一年多的派出所所长。
事实上，在2001年成立公司之前，重庆邦德已在重庆地下运行近十年。1992年，重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下面成立了一个“邦德调查部”。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人、财、物的大规模流动为重庆各方面都带来了强烈的发展契机，私人侦探业也一样。
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说，那时的私人侦探最主要干的就是两件事：为个人或企业追债，为富人调查他们的婚姻问题。由于经济建设的狂飙突进，大量的三角债或者坏债诞生，而高利贷也大行其道，因此私家侦探业的介入正当其时。
一个非常“江湖”的说法是，重庆几个所谓的私家侦探，一个晚上在将一个债务人抓住后，把他带上山，挖了坑逼他还钱。最后，土已经盖到债务人的脖子上却仍然未能奏效，几人只好放弃，把人重新放走。
中国警力的不足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大量的生存空间。孟广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甚至还接过很多来自警方的业务，其中沈阳刘涌案他就介入其中，帮助警方取了一个很特殊的证据。2002年11月，四川泸州法院首开先河，重奖“私人侦探”揪“老赖”。这一做法实际就是承认“侦探公司”适当介入公权民事调查，弥补公权力量的不足。
不过，即使如此，在整体上私家侦探并没有获得法律认同。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这成为私人侦探业一道无法逾越的红线。2008年9月中旬，湖北省公安厅两位副厅长在楚天都市报接热线谈及私家侦探业时，透露说我国正在研究对私家侦探从业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公安部已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准备拟定相关规定。
不过，到底还需要多久，谁也不知道。
“邦德”公司涉嫌的罪名
私家侦探对外宣称的，都是合法的手段，或者说是在法律边缘游走。
然而，重庆邦德公司的查封和工作人员的受审，将这一层窗户纸彻底捅破。
起诉书有如下内容表述：“（岳村）有组织地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信息，跟踪、拍摄、强行入侵他人住宅，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这些内容，正是邦德公司的业务范围。
公诉机关指控说，2001年以来，邦德公司非法经营额累计700多万元，高利贷的非法收入高达5000多万元。
重庆邦德公司涉及的罪名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法经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行贿罪主要是指岳村为获得警方个别人的庇护而贿赂重庆南岸区分局局长陈洪刚（后任重庆交警总队总队长，另案处理）。另一名受贿的警员是南岸区分局海棠溪派出所原副所长杨贤杰，他自己在法庭上承认，每月接受邦德公司500到1000元不等的贿赂。陈洪刚给予的庇护是邦德公司参与的一些寻衅滋事被他压下，而杨贤杰提供的主要是居民户籍信息，从而触犯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婚情调查主要涉嫌的是非法侵入住宅罪。在岳村案中，其工作人员多次暴力闯入他人住宅“现场捉奸”。
非法拘禁罪涉及的是重庆邦德公司在帮人追收债务时所涉嫌的罪名。
而非法经营罪则几乎将邦德公司所有的业务都纳入进去，这个罪名对这个行业来说几乎是个致命打击。
刘闵（化名），长沙一家私人侦探社的负责人。他认为，岳村的运作方式是这个行业里非常极端的，此案的审判将使这个行业更加艰难，其实大多数私人侦探公司的行为还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当然打些擦边球也在所难免。“这个行业存在这么久，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我始终相信法律会对这个行业开放的。”
[案情披露]
邦德调查公司侦探手段起底
在重庆市公安局打黑成果展上，有关岳村团伙的作案工具有一大堆：高端的窃听器、监听器、针孔式照相机、望远镜式照相机、GPS卫星接收器、蓝牙接收器、探测摄像头的电子狗、各种枪支、弓弩、电子消防枪………其高科技性能令人叹为观止。
在邦德调查的组织架构里，分为吸收存款、商债追收、情调查等多个领域。而对于一些大公司，则采取VIP客户的形式进行“服务”。他又开设其他一些公司，同时发放高利贷。
在邦德公司的非法运营中，牵涉到多个部门的非法行为。该公司多次借助公安系统收集户籍信息，借助通讯公司手机通话详单，并借助手机定位功能查找人的方位。据悉，在此案破获后，还有两名通讯公司的员工以及部分为邦德公司提供户籍信息的民警被抓。
追债手段：威胁+跟踪+非法拘禁
商债追收以及帮人挡账是邦德公司一项重要业务。
2008年，重庆一个叫张霖的人向一个叫张杰的人借款200余万未归还，张杰委托邦德公司的吴刚帮其追收。吴刚多次电话威胁张霖还款，并带人在张霖家的门上喷绘“还债”等字样。2009年4月的一天，吴刚伙同他人强行将张霖拉上车，在一路边时，吴刚将张霖拖下车，和他人一起殴打张霖，并用事先准备的鸡粪涂在张霖脸上，还安排人用手机拍摄全过程，后刻成光盘交给委托人。
目前无从得知他们是如何调取通话记录的。但是被指控为邦德公司行动技术总监的马天祥则在法庭上透露了他一次锁定债务人的过程。
岳村借了一笔高利贷给重庆银海房地产老板蒋利，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蒋已经无法联系上。为了找人，他通过时任重庆市南岸区公安分局海棠溪派出所副所长杨贤杰获取了蒋的户口信息，然后由邦德公司负责人彭帮国调出了蒋利老婆的通话清单。而擅长信息分析、跟踪定位的马天祥则通过分析，发现蒋利老婆经常在一个酒店附近打电话，然后通过定位发现她经常在那一带活动。
之后，马天祥等人在酒店附近跟踪，一次发现蒋利老婆的车上坐着两个警察，而附近正是一个公安分局，于是作出判断：蒋利已经被抓。后来岳村通过关系证实，蒋因为涉嫌非法集资等行为被立案侦查。
马天祥还透露了一个监听的方法：将一台手机装上软件藏在目标地，开房门或者其他敏锐的声音即可启动手机拨打另一台手机，而另一台手机的主人马上可以监听室内的声音。
婚外情调查：跟踪+偷拍+侵入住宅
在邦德公司的业务里，婚情调查也是主业之一。
这些委托人，多是大款或他们的配偶。据悉，一些娱乐界的人物也是邦德公司的顾客。
据法庭上邦德公司调查员的陈述，他们在接受任务后，采取的手段，先是将对方手机定位，确定大致方位，然后采取长时间跟踪的方式，确定对方偷情的地点，其间加上偷拍对方行为。
在找到地点并确认目标在偷情时，他们会打电话请示公司负责人下一步是否闯进房间。而公司负责人则会通知委托人赶到现场，然后采取欺骗或者破门而入的方式进入房间。
2004年，邦德公司接受罗某某的委托，调查其丈夫汪某的婚外情。邦德公司成员采取跟踪等方式，确定汪某在何某某家中。随后，邦德公司人员与委托人罗某某来到重庆市渝中区一小区，骗开房门后，扛着摄像机强行入室。
敲诈官员：跟踪+监听+威胁
在邦德的“业务”里，据称还有一项是敲诈官员。
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正是被岳村盯上的一个。
1999年，蒋勇从建设部城乡规划处处长调任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重庆成为直辖市才两年，百业待兴，规划局是最为吃香的部门之一。而蒋勇则开始沦落。
重庆邦德派出最精悍的队伍，配备了各种监听、偷拍设备。有一天，一叠材料被送进了蒋勇的办公室，蒋勇顿时后背发凉——他与情妇交往细节、为重庆地产商修改规划收取巨额贿赂等事实都赫然在目。
据已经查实的情况，重庆邦德敲诈了蒋勇两次，一次500万元，一次200万元，直到2009年2月，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东窗事发，被判死缓。
有知情者说，重庆被敲诈的官员不止蒋勇一个。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重庆大部分金融企业负责人的家人情况、车牌号码、住址详情等信息都被邦德公司搞得一清二楚。不过，有关这方面敲诈勒索的情况，在起诉书中并未提及。
跟踪、偷拍并非全部非法，只要对方的行为本身不具备私密性。隐私的两个条件是：对方采取了保密措施，对方的所谓秘密真的是不为人知的。对方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被跟踪、偷拍是不违法的；相反跟踪、偷拍他人在宾馆房间里的行为等则违法。手机定位只要不是国家规定由特定机关和人员专用的，并不违法。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如是说 (本文来源：潇湘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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